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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天空彩票2020-09-13 17:48

与艺术同行，愿做一个摆渡人******

　　郦韩英，著名企业家、艺术收藏家、美术馆创办人

　　口述/郦韩英整理/萧丁

　　新近，浙江诸暨市鸿一美术馆举行开馆首展。由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和诸暨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两大主题展《雪泥鸿爪·名家精品展》与《叠翠流金·陈钧德绘画艺术展》同时亮相。展品悉数来自鸿一美术馆创始人郦韩英女士的私人收藏，包括颜文樑、刘海粟、林风眠、关良、倪贻德、吴大羽、周碧初、吕斯百、朱沅芷、唐蕴玉、胡善馀、李青萍、沙耆、任微音、闵希文、朱膺、朱德群、苏天赐、陈钧德等诸多名家名作。展品精良，揭示了民国以来中国百年油画史上一个个闪耀片段，作品自身的光芒及其蕴含的深厚历史，令人感受油画民族化探索和发展的脉络，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郦韩英馆长，1971年生于浙江诸暨，系著名企业家、艺术收藏家、美术馆创办人。她口述了自己与艺术结缘二十载心路历程，其收藏、研究、办展等方面体会给人颇多启迪。

　　——编者

　　2023年1月上旬，诸暨市鸿一美术馆举行开馆首展。这是继创办上海鸿一美术馆之后，我又创办的一家展览空间更大、艺术包容更强的美术馆。此时此刻，许多往事浮现脑海，涌在心头。我与“艺术”结缘二十载，从收藏入道，继而办馆，还钻研艺术史、美术史等，对艺术有越来越深的认识和感情。是艺术让我进一步体会到，何为人生意义，何为艺术精神。

　　从儿时的梦想出发，在艺术旅途不断探幽

　　我生在诸暨农村，那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

　　我有6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五。依靠父母勤俭持家，小时候我们能过上温饱。我打小学会了为父母分担劳作，放学后去放鹅、放牛、割草等。晴朗的日子里，当鹅和牛在山野里悠然吃草，我就拿着硬树枝在泥地上尽兴涂鸦，画树啊、鸟啊，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念书时成绩名列前茅，尤其数学等，但我上课常作白日梦，有时听着听着就云游远方了。记得那时所有课本的边边角角都被我随手画了有趣的图案，“嫦娥奔月”故事是我画得最多的。老师曾经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我毫不犹豫答道：“想做画家。”

　　中学毕业后，为了生计，我学做裁缝。在当时的我看来，裁缝也是艺术家啊，靠着心灵手巧，将一块块布料裁剪出千变万化的服饰。几年后结婚，便与丈夫一起投身创业。

　　记得是1996年，我们开始“做工程”，承包基建。干这一行，得益于二哥的引导，通过他，我们闯入了一个门槛较高的行业。丈夫老周做事踏实、很有韧劲，也挺顾家。我们俩齐心协力，胼手胝足，从建筑承包到地产开发，一路学一路闯，干得“没日没夜”，“风雨兼程”。有了经济基础，在城市添置房产后，我们自然而然买些字画装饰环境。我和丈夫都热爱艺术，见到喜欢的书画、雕塑、玉饰就买买买，很快，家里的艺术品堆成小山了。

　　2000年前后，我们结识了不少学院派出身的国画家、书法家等，也零零散散买了些作品“试水”艺术投资。至200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丈夫成了“艺术赞助人”。那时中国美术学院有位画家准备举办个人画展，但场地租赁、画册出版、海报请柬印制、酒会安排等等需要200万元。那时的200万元可以买两三套商品房了。经朋友牵线，我跟丈夫首次以“艺术赞助人”角色提供所有资金，帮助画家解燃眉之急，也因此拿到了画家的一批精品力作。我们将拿到的作品分送各路亲友，自己则尝到了艺术资助和艺术收藏带来的双重快乐。后来，在上海浦东购置了一幢近三千平方米的别墅后，我根据欧式建筑的风格配套要求，开始搜寻更适合别墅悬挂的油画作品。一天，我利用在新加坡陪儿子读书的间隙，逛了当地原创画廊，被一幅风景油画牢牢吸引了。那是我第一次“邂逅”陈钧德老师的作品。驻足凝神欣赏，我被深深地震撼了！陈老师的绘画有一种内在力量能一下子抓住你，打动你，作品色彩鲜艳却又高贵，令我爱不释手。我从这家画廊先后买了七幅陈钧德的作品，将它们从新加坡运回了上海浦东新家。后经朋友介绍，有幸结识了艺术家本人。从那时起，我经常去陈老师家坐坐，喝茶闲聊。陈老师是有深厚造诣又非常纯粹的老派艺术家，一提绘画艺术便喜不自禁，滔滔不绝，往往寥寥数语就能讲到精彩的关键点上。他让我懂得，收藏的根基永远在于艺术价值。作品有了艺术价值，作品价格才会坚挺。他在画室里翻寻画作或其他什么，走起路来“笃笃笃”像小跑，有趣极了。不知不觉中，我成了陈钧德绘画艺术的主要收藏家之一。令我特别满足的是，在他生前我们有过无数次无比放松的交流，他非常耐心、直率地谈论创作所感。他的不少代表作，包括《梦境》《双人体》《色草柠檬图》等等都被我珍藏了。我也特别注意收藏他不同时期的作品，形成一定程度的收藏系统性。

　　可以说，从任性“买画”到理性“藏画”，转折点是从跟陈钧德交往开始的。随着收藏数量、质量的提高，我对陈钧德老师的艺术兴趣既走向宽度也走向厚度，所花精力也最多，从文献梳理到风格研究，再到召开学术研讨会，组织不同主题的个展或群展等等。我觉得有关陈钧德创作研究目前只开了一个头，有待专家学者不断挖掘和研究，我做得还不够。

　　世上的油画风格有许多种。我对其中的“意象绘画”情有独钟。我以陈老师为一个坐标点，在时间轴上往前推移，查找还有哪些属于自己心仪的艺术家。顺着这一脉络，我重点研读了开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三位拓荒人物：刘海粟、颜文樑、林风眠。特殊年代，陈钧德曾经得到他们的宝贵私授。斗转星移，我竟也能通过不同渠道收藏了三位大师的佳作，真是靠了艺术缘分。印象最深刻的是刘海粟先生的一幅作品《巴厘岛风景》。

　　2017年西泠拍卖行举行“现当代艺术品拍卖”。为了不错漏机会，我在现场守候到半夜2点多钟，现在想想我也够执着的。刘海粟先生的《巴厘岛风景》是和一本日记一起举拍的，日记是日本记者于1940年所写，当年他在上海与好友萧先生互相赠礼，日本记者拜访萧先生时送了一方印章，而萧先生给了他一幅好友刘海粟先生的作品。日本记者精心保存这幅画，80年过去了，他本人早已去世，其后人也一直收藏得好好的，连同日记一起。该日记“还原”了当年的一段友谊。作品本身非常精彩，其背后故事折射的文献意义，都让我激动不已。这件作品拍回来后，刘海粟的小女儿专程来我馆里看这幅画，又给我讲了她父亲的另一则故事：其实，这幅作品是在巴厘岛避难时画的，当时刘海粟先生在国内办学倡导人体课，被军阀视作流氓罪要抓起来，刘海粟先生为避难去巴厘岛，即是通过日本中转的，当时战乱，靠这个日本记者帮忙才得以成行。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后来因为这段与日本人有过往来的经历，刘海粟受运动冲击时便多了一条“罪状”。通过作品内外的故事，我感触很多。我觉得收藏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不仅能保值增值，还有助于还原历史，传承文化。

　　近七八年以来，我一直处于在研究中做收藏，又在收藏中做研究。这样的修行方式令我非常充实。在我收藏的早期现代艺术中，关良先生的那幅意写性绘画《桃子与花》深得吾心。陈钧德老师说过，关良先生的绘画观念非常“自由”。从这幅藏品里我是深有感触。关先生的自由，是中国式的立体派。《桃子与花》的画面结体以一种变形超然存在，无论花、果、物的圆，纹理、盘的方以及与纹饰的叶形呼应，都营造了卓越的形式美感。

　　我时常将吴冠中、苏天赐、陈钧德等作品作比较性观赏，深感他们的语言风格都非常鲜明，技巧也都高超，但又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尤其在探索油画民族化表达方面，都洋溢着浓郁的东方趣味及精神。还有我收藏的朱德群的《NO.282》。画面一挥而就的笔触，融合了传统气韵、宇宙心灵、大象无形、张力十足的超现实意境。我也喜欢将倪贻德、周碧初、吕斯百等进行比较，他们都具有江南文化的背景，都倡导现代主义美学，在个性化语言中均有卓越建树，但他们绘画里都充满一股温暖的力量，这是一种历经风雨仍然理想坚定的精神品格，也使海派文艺血脉得以继承和延续。还有两位画家的藏品令我常常凝思。一个叫朱沅芷，一个叫沙耆。朱沅芷1921年移民美国，是个英年早逝却极具才华的艺术家。我收藏的《纽约之夜》（50×61厘米），是他成熟时期偏传统手法的油画，笔调轻松、诙谐，光影生动而洗练，营造的意境栩栩如生。他不满四十岁得了精神疾患，郁郁寡欢，因而他的作品弥漫着“不一样的味道”。沙耆呢，1937年留学比利时，在素描、油画、雕塑等多方面表现出异禀，三十多岁天妒英才，使其得了精神分裂症。我收藏的是沙先生早期留学的精品，写意性勾勒所显示的天赋叫人过目难忘。从早期现代美术运动先驱们的藏品里，我感受到大时代洪流留下的烙印是那么清晰，他们竭尽全力去拼搏去奋斗，用饱蘸情感的画笔去描绘真善美，他们的作品中流露了那个年代艺术工作者民族审美、形体感知、色彩语言的特色，耐人咀嚼。

　　我列举的这些艺术家及其藏品，大多来自公开拍卖，也有一部分来自家属。每次发现拍卖会上有我期待的艺术名家的作品，我都会顺着艺术家的成长经历和艺术变化，研究所拍作品的时代背景、创作思想以及艺术家的精神状态，当然也作多方面的鉴定。无数次的观摩、研究、鉴定、交流，使得我在艺术收藏的道路上领略到无数“奇异的风景”。

　　艺术是奇妙的，当然是指艺术杰作。我的收藏基本沿着三大主题，其一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绘画，藏品涉及中国油画界第一代、第二代诸多艺术前辈，也包括与他们同时代的法籍日裔绘画大师藤田嗣治，以及当年受林风眠邀请来北平和杭州国立艺专任教的法国著名画家安德烈·克罗多等；其二以当代海派油画领军人陈钧德老师的专题为主，包括比陈老师年纪稍长或差不多同辈的新中国美术运动旗帜人物靳尚谊、罗尔纯、闻立鹏等等；其三是更年轻一些的当代优秀意象派画家的作品，包括外省市的戴士和、闫平、王克举、张冬峰、任传文、段正渠、黄菁、管朴学、李江峰、王琨以及上海本地的周长江、俞晓夫、姜建忠、黄阿忠、刘曼文等等。我的朋友圈，我的事业，如今都围绕着艺术转，这是过去想也没有想过的。

　　与艺术一起摆渡何其幸焉。我也愿做一个摆渡人

　　当一颗种子在心里埋下，天时地利的时候总有发芽、会长大。

　　美术馆于我就是这样的。2014年，我与丈夫商量，他继续在房地产领域深耕细作，而我准备“歇一歇”，先玩玩艺术品等。丈夫以为我只是“暂时的休整”，当然表示理解和支持，却不料我一干就干到今天，“毫无收敛的迹象”。艺术于我就是这样吸引力十足。

　　我利用原先上海公司总部的办公地，请专业设计师设计，改造成符合专业美术馆要求的上海鸿一美术馆。新设计改造后的美术馆一经亮相，圈内外可谓“眼睛一亮”。

　　鸿一美术馆在博物馆、美术馆星罗棋布的上海，规模不算大，但允许我“王婆卖瓜”自夸一句：影响力却不小。因为，我们非常注重特色。我们的特色是小而精，立足的根本是展览质量。鸿一美术馆开馆第一年，也就是2016年，即先后举办了《陈钧德油画作品展》《“写影意趣”——中国名家油画作品邀请展》《青年艺术家作品展》《“东韵·西语”黄阿忠绘画作品展》《“浮生·心界”任传文纸本水彩作品展》《“与名家同行”——首届国际水彩名家上海年展》等等，其中，《陈钧德油画作品展》的全部参展作品来自我的私藏，造成了一定的轰动。当时陈钧德与妻子罗老师特地赶到我们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美术馆来观展。许多美术界、评论界、收藏界大佬也抱以“惊奇”接踵而至。之后，上海滩上耳熟能详的艺术名家，以及外地优秀艺术家，还有国外名家都相继来办展。我们还推出《“与名家同行”——首届国际水彩名家上海年展》，主办首届“国际水彩训练营”，安排在国际水彩画领域声誉卓著的外国水彩大师西蒙尼、约瑟夫、佐拉兹等担任导师，亲临鸿一美术馆向青年学员传授技艺，并与学员们一起在外滩写生，言传身教。那时，我忙得不亦说乎，几乎每天一睁开眼睛，满脑子想着美术馆事儿。为了替观众找到艺术“新面孔”，我每年不辞辛劳，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北京、吉林、湖南、广西等地；每隔一段时间，就在鸿一美术馆推出一个或若干个“新面孔”。所谓“新面孔”并不是初出茅庐的年轻画家，而是指外省市那些暂时不为上海藏家或观众熟悉、但曾多次参加全国性美术大展的优秀画家。

　　当然，“发掘”艺术家办展的过程伴随着甜酸苦辣。譬如，油画家任传文，是意象油画当代性探索代表性人物。他的绘画十分注重精神感受，他用油画、水彩所描绘的风景都不是直接从眼中所见的现实“截取”，而是带有类似文学的追忆、回望，意境似实还虚、似真亦幻，令我非常喜欢。他在上海乃至江南一带知音还不多，我却觉得非常好，就满腔热情在鸿一美术馆为他策划个展。迄今我已经两次为任传文老师策划举办了油画和水彩展。

　　众所周知，办美术馆，是造福于民众的文化事业，也是很烧钱的公益事业，故有人将美术馆比喻为“吞金兽”。是啊，但凡美术馆想长久健康地生存，离不开政府和社会各方的支持。从我看来，创办美术馆的初心是单纯的，即“热爱”二字。全世界美术馆的生存模式几乎都靠“贴钱”养着，有的靠政府补贴，有的靠基金运作。创办鸿一美术馆，我对“烧钱”也有心理准备的。一方面，我自己会定期拿出部分资金投入美术馆，也会将一部分私人藏品捐献给美术馆；另一方面，我会发挥多年从事房地产开发和金融投资等经验，发动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美术馆建设，让这个公共的文化艺术空间具有持续生存发展的能力。

　　在上海创办鸿一美术馆数年后，我感到应该为生我养我的家乡诸暨也创办一家。那时，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的“计划”更大了，最初拿土地的时候就想着要盖一座规模逾万平方米的艺术综合体，包括一座艺术酒店+一座现代美术馆。

　　两年前主体建筑完成，这两年在做装修。诸暨鸿一美术馆与上海鸿一美术馆不同。它的设计团队具有国际背景，更具国际范儿。一万多平方米的建筑里，包括两大展示厅、学术报告厅、会议室、开幕走秀场所、咖啡吧、资料室等等，还有一定规模数的星级酒店客房。目前还计划再建一个窑厂，专门用于烧制艺术家的陶艺作品及其衍生品。根据它的条件，我们将集艺术展览、少儿美术培训、主题写生活动、绘画高研班等于一身，立体化地提供公共美术展示、教育等服务职能。具体到展览上，初步计划有油画、水彩、当代水墨、雕塑、装置，以及全国乃至全球邀请展或双年展。适当时候，还举行小型拍卖，让人们将艺术带回家。

　　回顾多年以来，我游历了许多国家和地区，每次都情不自禁流连在博物馆、美术馆。当年作为“观光客”“艺术朝圣者”，更多只是观摩。如今，自己转型成为美术馆创始人、馆长，我思考的东西越来越多，落脚点也不一样了。我想，意大利、法国等一些城市里，街头丰富的雕塑，以及星罗棋布的美术馆、博物馆、画廊，滋养着那里的民众。我多么希望，家乡诸暨也有越来越多艺术机构，让家乡人民、尤其家乡下一代能受到浓厚的艺术熏陶。所幸的是，梦想一步步照进了现实。怀着公共意识、文化意识，我将对自己在艺术方面的国际资源、外省资源、上海资源等作有效整合，为家乡诸暨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公共文化项目。

　　总之，我跟“艺术”打交道已有二十多年。人生是一场独自修行。人人都在时间的河流里一次次地摆渡，家庭、老师、友伴、同事等生命旅途中遇到的人们不断成为渡船，使得我们能跟随时代不断向前。其间，我能找到“艺术”一起摆渡，何其幸焉。我也愿做一个摆渡人，将美术馆建设成一个渡船，帮助更多人与艺术同行。这，便是我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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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陈坚：泰山上的《金刚经》摩崖石刻如何体现佛教中国化？******

　　中新社济南1月11日电题：泰山上的《金刚经》摩崖石刻如何体现佛教中国化？

　　——专访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坚

　　作者吕妍

　　作为中国五岳之首和古代帝王封禅胜地，泰山被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泰山上的《金刚经》摩崖石刻是中国迄今所存面积最大的摩崖石刻佛经，刻在泰山中溪支流约1200平方米的缓坡溪床石坪上，构思奇巧，气势宏大。《金刚经》石刻缘何而来？佛教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如何与中国艺术形式融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坚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佛教自传入后便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国佛教文化。中国的哲学、文学、书法、绘画等，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影响，其中，摩崖石刻具体受到了哪些影响？

　　陈坚：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而这中国化的佛教反过来又促进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从而真正实现了“文明互鉴”意义。

泰安洪顶山摩崖石刻。受访者供图

　　所谓“摩崖石刻”，广义而言就是人类在自然界的崖壁岩体上刻画和雕凿意在反映人类自身思想和实践的各种符号和图像。它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岩画”，后来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摩崖石刻的内容也不断变化，日渐丰富。这在中国尤其表现为佛教传入后佛教题材的大量涌现，如甘肃敦煌石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等，都是大型的佛教摩崖石刻群。至于规模较少或单体的佛教摩崖石刻，大江南北更是不计其数。

　　如果依主题分，那么中国摩崖石刻中数量最多的就是佛教摩崖石刻，它们既是记录佛教中国化漫长千年历程的“有生命的石头”，同时又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文化艺术瑰宝。

　　中新社记者：佛教的《金刚经》为何会被刻在泰山的石壁上？这与《金刚经》蕴含的核心思想有关吗？

　　陈坚：从内容上看，中国的佛教摩崖石刻，包括石刻佛像、石刻佛经文句和石刻佛教名号。在山东众多的佛教摩崖石刻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石刻，刻的是鸠摩罗什(343-413)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即通行本《金刚经》)之前16章，也就是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至“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原文有2998字，现存1382字(含尚有痕迹者)，个个字大如斗，一尺见方，有“榜书之宗”的美誉。

泰山上的金刚经石刻。受访者供图

　　南北朝时期，以泰山为中心的山东多地出现了大量摩崖石刻佛经，绝大部分都与《金刚经》义理相同亦即谈论“空观”的般若类经典，如徂徕山的《摩诃般若经》石刻和《文殊般若经》石刻、峄山的《文殊般若经》石刻、尖山的《思益经》石刻和《文殊般若经》石刻等。除了这些摩崖刻经，还有意在昭示“空观”的摩崖题名，如“文殊般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大空王佛”等。此外，泰山周边还有许多般若类经典的碑刻，如曲阜胜果寺的《金刚经》碑、兖州泗河和汶上水牛山的《文殊般若经》碑等。尤为重要的是，在洪顶山的《法洪铭赞》石刻，内容是印度僧人释法洪来到山东弘扬“空”观。

　　以上表明，南北朝时期，以讨论“空观”为内容的佛教般若学在山东地区非常流行，是中国佛教的一个缩影。因为中国化佛教，就是以般若“空观”为基础发展起来，是般若学在中国流行的直接结果，而《金刚经》则是对般若“空观”最经典最简洁的表达，雅俗共赏，僧俗共尊，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为流行的佛经，自古至今，具有极高的佛教和文化价值。

　　在中国古代，那些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往往会“勒石为记”予以赞美推崇，俾使流传存世。虽然学界对泰山刻《金刚经》还有种种不同的解释，但从以此经为代表的般若学与中国佛教的特别密切关系来看，“勒石为记”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

　　中新社记者：《金刚经》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陈坚：《金刚经》是汉译般若类经典的代表，是佛教“般若思想”的精华所在。所谓“般若”，乃是梵语“Prajna”的音译，意为“空性智慧”，亦即领悟“空”的智慧，它是佛教的最高智慧。作为“五岳之首”的泰山乃是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是中华民族的圣山。泰山文化集儒佛道三教于一身，它所蕴含的“圆融智慧”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智慧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刚经》被刻在泰山上，应该是最完美地体现了佛教“空性智慧”和中华民族“圆融智慧”的“高峰对话”，结果即产生或印证了佛教中国化，如天台宗、禅宗等。换言之即，佛教的“空性智慧”和中华民族的“圆融智慧”共同参与了中国化佛教的建构。

泰山上的金刚经石刻。受访者供图

　　《西游记》中孙悟空在取经过程中施展的七十二变就是《金刚经》中“空观”的体现：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下，不可执著于一个标准一种方法，只有随缘而变，才能解决问题。印度佛教是在印度文化土壤中产生的，有特定的印度之缘；同样地，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因为中国文化的不同，必然随中国文化之缘而发展出中国化的佛教，这是《金刚经》“空观”的逻辑结论和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是以《金刚经》“空观”为核心的大乘佛教的内在要求。《金刚经》所说的“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以及“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也可以理解为只有不执著于印度佛教才能开出中国化的佛教，这体现出《金刚经》对佛教中国化的意义。

　　基于“空观”的大乘佛教是个开放体系，佛教中国化正是在大乘佛教的开放体系中自觉实现。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538—597)将这样的佛教中国化归结为“随情所立，助扬佛化”，其中的“情”就是中国文化之缘。

　　中新社记者：佛经是佛教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佛经的汉译又是如何体现佛教中国化的？

　　陈坚：佛教的思想通过佛经来表达和传播。佛教传入中国就是从佛经的汉译开始，而佛教中国化也是从佛经的汉译开始。在汉译过程中，译者不是简单地移植印度佛经，而是充分考虑了译文如何与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比如东晋时期道安法师(312—385)就曾提出，佛经汉译要遵循“五失本三不易”的原则(参见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大意是说，把印度语翻译成汉语并让中国人能读懂是不容易的(“三不易”)，因而在尽量保持佛经原意之下，有五种情况可以不必遵循原经文本而按照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习惯来加以翻译(“五失本”)，这其实就是佛经汉译过程中的中国化。

　　比如“五失本”之一是“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意思是说，印度佛经(“胡经”)重“质”不重“文”，而中国人(“秦人”)是“好文”的，所以翻译时不光是将其意思译出来，还要讲究译文的文雅和文学性，就像孔子所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金刚经》就是如此“文质彬彬”的“君子文”，有着极高的文学水准。《金刚经》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佛教流传最广且雅俗共尊的佛经，与其译文之优美文雅有极大的关系。

　　中新社记者：佛教传入并与中国文化融合发展后，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会如何影响世界？

陕西西安，大雁塔和玄奘雕像同框。唐朝高僧玄奘在推动以佛教为代表的中外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陈舒一摄

　　陈坚：所谓佛教中国化，其实就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发展出中国化的佛教。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并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

　　佛教在古代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基于佛教“空性智慧”和中华民族“圆融智慧”，建立起以和谐与包容为根本理念的中国化佛教。当前，随着中国扩大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化佛教也会随着这个缘走向更广大的世界，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和谐与包容的思想智慧。(完)

　　受访者简介：

　　陈坚，现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山东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天台宗研究生导师等。主要研究佛学、中国哲学、儒佛道三教关系、中西宗教比较。著有《无分别的分别——比较宗教学视野下的佛教》，《心悟转法华——智顗“法华”诠释学研究》《无明即法性——天台宗止观思想研究》《烦恼即菩提——天台宗“性恶”思想研究》等。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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